为什么度量衡这么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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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度量衡这么重要呢？


什么是度量衡？和我们有关系吗？度量衡是怎么来的呢？


要是没有度量衡会怎么样，大家能想象的到吗？度量衡涉及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更是与科技发展相关联，真是不去了解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


现在的“科学”是这么来的呢，原来还和度量衡有关系呀！让我们来了解中国的度量衡是怎么产生的吧！




“度量衡”的产生


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


一般来说，计量长短叫度，计量容积叫量，计量轻重叫衡，统称为度量衡。


“度量衡”在中国是如何产生的呢？


人类对数的认识比对量的认识要早得多。在早期人类群体仅以野生植物和鸟兽鱼蚌作食物的时代，人们已感受到气温对肌体的侵蚀，而有了季节的认识和随季节迁徙的习惯，同时用数来观察和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


我们的祖先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但学会了计数，而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地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量”，并且创造了诸如“结绳记事”、“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滴水计时”等计数和计量的方法。


用数和单位来表示事物的物理量就叫做“计量”。


汉字中的“量词”就是这么来的哦！通常用来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叫做量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有“量词”，比如，中文里有很多量词，常见的如“只”、“个”，其中有几十个量词在英语里没有对应词。


这些量词使得中文在描述事物时显得丰富多采，增强了语言的修辞和表达力！


中国古代，计量的称谓是“度量衡”。“度量衡”和关于年月、时日的时间计量、关于寒暑冷热的温度计量一样，是人类最早了解和应用的几个物理量。


“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舜典》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


对度量衡的需求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


最初依靠自己的眼睛和手、脚等器官来判别东西的数量和长短。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举足为跬、倍跬为步；迈步定亩、手捧为升。


也有用自然或人造的物质来作为度量单位的，如“斤”原来是指斧子，所以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样的说法，作为重量单位的“斤”，原来的意思是一把斧子的重量。


这就是《易系辞传》说的：“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测量标准——近取诸身


古代最初的测量标准，“近取诸身”，就近取之于身体。


所以，度量衡单位最初都与人体相关，《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身为度，称以出”，出现了最早的法定单位。如：“布手知尺，布指知寸”、“一手之盛谓之掬，两手谓之溢”。


《孔丛子》则说：“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


《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


与尺比较接近的是咫。咫是妇女手伸展后从拇指到中指的距离，因而稍短于尺。后来咫尺连用，表示距离短，如“近在咫尺”。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 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


《大戴礼记》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为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意思就是；中指中节上一横纹谓之一寸；拇指同中指一叉相距谓之一尺；两臂伸长刚得八尺，谓之一寻。


中国古代的寸，以中指中间一节为准。直到现在，中医还在使用这个标准。


人体有差异，中医因此而说：“同身尺寸”。中医所谓“寸”，根据每个人体格、年龄、性别等等的差异会有所不同。


现在说人体时，身长某尺，或者说从某穴位到某穴位间隔几寸，说的就是相对尺寸。相对尺寸在中医针灸中有特殊意义，定穴位、定寸关尺三脉位置，方法叫指寸法，有时还有以中指长度还是宽度的争议，现在还有作用。


商代遗址出土的三支骨、牙尺，长度约合16厘米，正是中等身高人姆指至食指间一拃的长度，即与中等身材的人大拇指和食指伸开后的指端距离相当。尺上的分寸刻划采用十进位，它和青铜器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水平。


最初的尺指男人伸展的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0厘米，所以周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19.91厘米。以后，尺大致 都要加长一点，到战国时，一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左右，但是当时各国也不完全一致，如出土的战国楚尺长22.7厘米。前边提到的邹忌是战国时齐国 人，按一尺为23厘米算，他的身高在1.84米以上，这即使在今天，也算高个子了。


很显然，古代的尺要短于今天的尺。


商代的尺子是以人体的身高为标准的，丈夫一词 就源于此 ，陶寺出土了测量日影的杆，就是一人高，即八尺。


陶寺中期王墓中发现的IIM22:43彩色漆杆，漆杆全长171.8厘米，根据其彩色刻度，证明就是测日影的圭表，更加证实了“支、丈”同源，支就是立杆，丈是杆的长度。商代一尺大概16.9厘米，而陶寺出土的漆杆基本上是一丈，正好是成年男子的身高，丈夫一词应源于此。（上古时期人们用自己的影子测量时间）。




西方度量衡由来


不仅中国如此，据说西方也是近取诸身，就近取之于身体。


例如：


英语中的英尺，是某国王的脚的长度。据说，英国在十二世纪初仍以英王亨利一世鼻尖至指尖的距离定为一码。


德国以十六位最先走出教堂的人脚长的十六分之一定为一个长度单位Foot（脚），故有人翻译为脚尺。西方许多国家都曾用这种方法来定一尺，但由于各人脚的长度不同，因此以脚作为长度标准的各国，尺的长短也各异。


英尺，是一只脚的长度（foot）。


一英里（mile），是凯撒大帝时罗马士兵走两千步的距离。


人体有差异，究竟以哪个人的手、脚为准，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定。


埃及的Cubit，是以法老小臂肘部到中指尖的距离为准，所以叫肘尺（腕尺）。西方人所谓的“肘尺”，中国古代称之为“寻”，正所谓“舒肘为寻”。


西方人所谓噚（fathom），则是古希腊美男子库里修斯双手伸开时两手中指尖之间的距离。此所谓“噚”，中国则称之为“仞”。


英寸（inch ）的标准，则是十世纪英王埃德加的拇指靠近手掌一节的长度。


据说：公元九世纪，英皇亨利一世，组织大臣们讨论码（yard）的标准。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臣子们竟然久议不决。无奈，亨利一世只好独裁：“一码就是我鼻尖到食指尖的距离。”


和英国一样，中国唐朝，是以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双步（左右脚各迈一步）为长度标准，称之为“步”，三百步为一里，一步的五分之—为一尺。


这种随意取样的标准，后来被抽样统计的平均数值取代。


十六世纪，德国人在一个教堂门口找了十六个男子，将他们左脚的长度相加，再除以十六，以其平均长度作为英尺标准，这个标准沿用至今。


最可注意的是：十四世纪，英皇爱德华二世，以三粒大麦粒排成一行的长度为英寸标准。这个方法，和中国的“累黍”之法相仿。不过，爱德华二世比中国乐律学家晚了四千多年。


目前所知，世界上曾有十几种不同的脚尺，只是它们这类方法定长度标准，既不科学，复现性也很差，同时缺乏表示的“量词”。


汉字的“量词”来自于对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有计数和计量概念，才能有“量词”。这里我们发现西方的尺度标准和中国相类似，但是，英语里很多时候不需要添加量词，这就很有问题了。


既然已经确定度量衡标准，就应该会计数和计量，也就会在语言中留下表示计数和计量单位的“量词”，有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标准，却无相应的“量词”，这只能说明当时的西方并没有计数和计量的概念，也就是说，度量衡标准和计数、计量不配套，来自于外界赋予。


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学中文，最头大的有一项就是量词，它们不能理解中文的“量词”为何如此表示，实际上，这是早期的计数和计量在汉字汉语中的残留，用于表示事物的物理量是多少。


而英语中的“量词”，比如aflock of，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词。aflock of只是一个词组，可以通过词组表示量词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英语里其实没有量词这一词类，在汉语里所说的“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笔”、“一本书”，在英语里并没有区别：“a cow”、“a horse”、“a pen”、“a book”，都是冠词后面加上可数名词。


很多试图举例证明英文有“量词”的用法，但是，真正有量词意义的只有相对应的汉字意义而已。


西方的尺度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和中国古代相类似，似乎两者并没有理由相似，之所以西方的度量衡复现性差，是因为制定标准有问题，西方的度量衡产生是个故事，而并非真实历史。


因为想要制定一个比较恒定的度量衡标准的标准，并非易事，在中国度量衡还与天文有关。

天文与“度量衡”


说到计时，大家立刻会想到它的单位：时、分、秒。很多人以为“小时”之类的时间来自于西方，这其实是误解，之所以这么说，时间的由来是与天文息息相关。


《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人们很熟悉的“寸金难买寸光阴”俗语，就可以知道光阴与尺寸的关系了。


在中国古代确实曾用尺寸来计算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用立竿测影的方法来判断时间的早晚。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逐渐制造了专门的测影工具——景（影）表（亦称圭表）。


圭表是由一条南北水平放置的圭和置于圭的南端且与之互相垂直的表所组成，圭面上刻尺度，当太阳照射在表竿上，日影投在圭面，就可以根据圭面上的尺度把影的长短记录下来。


圭表又称土圭或日晷，在《周礼》中已有记载，使用的年代不迟于春秋。它由水平放置的带有周向分度的圆盘和直立的带有铅垂刻度的圭组成，在正午时通过观测圭表投影的长度可以确定季节的变化规律。


《周髀算经》上说：“夏至之晷，一尺六寸。”古人也常用正午表影校准漏刻（铜壶滴漏），即所谓“昼参诸日中之景”。


当正午的圭表投影在一年中最长时，日出位置在最南，白昼最短，是为冬至；而当正午的圭表投影最短时，日出最北，白昼最长，则为夏至；春秋二分则影长居中，日出正东，昼夜等分。


在白昼观测圭表投影确定季节，在夜晚观测星空确定天象，这一天象通常用太阳所在的位置表示，这样就建立了季节和天象的一一对应关系。


《六经图·毛诗》中的“公刘相阴阳图”


图 《六经图》中的“公刘相阴阳图”


《六经图·毛诗》：“以土圭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东则景夕多风，谓日跌景乃中立表处太东近日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谓立表处太北逺日也；日西则景朝多隂，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太西逺日也。”


古人通过观测日影长短以及近南北方向，就已经可以知道南北极处附近的环境了，如“日南则景短多暑，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谓立表处太北逺日也”，何以需要通过直接去南北极才能知此事呢？！


在今天，我们也可同样通过二十四节气的“二分二至”的日出日落日影方位，地、日、月三者所处位置的关系得到同样的结论！


《考工记》中在营建城邑确定方位时用了以表测影的方法。具体做法如《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这一段话是说：周代匠人在建立国都的时候，用悬（县）挂准绳的方法来平整土地和垂直立表（槷），以定表为中心划圆（规），用来观察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日影（景）。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参考北极星位置，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日出（朝）和日入（夕）的方位。




另外，在《六经图·毛诗》中，还载有一幅中国古代“楚丘揆日景图”。


图 《六经图》中的“楚丘揆日景图”


《六经图·毛诗》：“营室谓之定在东壁之西，月令十月之昏星也，于定星之昏正四方星中之时，以此时而作楚丘之宫庙，又度以日影，而营表其位正，其东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宫室。”


对于“揆”字，借用《汉书·律历志》提到“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可以清楚知道其意是准、平、正之意，建造宫室必须要做到，也就离不开测量工具。


“景”是圭表投影，“景之长短”是圭表投影的长度变化，用来确定节气。


这其中还提到了“中星（天）观测法”，在《六经图》里多次画出“中星观测图”，这是中国古代很重要的天文观测方法之一。


图中的“八尺之臬（niè）”即八尺高的表，西南角为“夕入之日”，与此相反的东北角为“日入之影，识此以定东”；东南角为“初出之日”，与此相反的西北角为“日出之影，识此以定西”；北部正中为“初昏时从表北望定星，令表端与定星相直以定南”；南部正中为“初昏时从表之南望北极，令表端与极星相直以定北”。


此图中有“八尺之臬（niè）”，而在《六经图·玑衡图》和《七经图·玑衡图》中关于“璇玑玉衡”的“璇玑”直径和“玉衡”长度都为“八尺”，应该都是八尺高表。“八尺”约为一人高，也即“一寻”。


由此可见，古代天文观测的对象有日、月、五星和北斗，采用的观测方法是圭表测影。对于月亮和五星的观测，可以在晴朗的夜空中直接目测，而对于太阳运行位置的观测不能直接进行，需要通过对月亮运行位置进行计算后才能得到。


古籍中记载的观测天文地理的方法：利用观测日影、南中星和北极星来测定四方，影响了“度量衡”的产生。


因此也就有另外一种说法“以乐应天”，音律与天文历法的关系，以黄钟律管作为“度量衡”尺度为衡量标准！


《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淮南子》：“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文历法与音律是一脉相通的，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天地之道，也就是音律的原理。音律之所以是十二律，是因为要用12律去配合一年中的12个月，每个月份都有对应不同的律吕，所以音律的起源来自于对自然认知的进步，是踏入文明的门槛后人类对天地气象的观察与理解。


这里就与古代的“同律度量衡”有关了。




“五量”——度量衡


传说黄帝“设五量”，“少昊同度量，调律吕”。


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篇中说：“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


《世本》说：“少昊氏，同度量，调律吕。”


《虞书·舜典》记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这说明少昊、舜时就重视统一度量衡。


那么，何为五量呢？


王肃注释说：“五量：权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


《管子·水地》对“水”作结说“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而“准也者，五量之宗也。”


“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虞书·舜典》就记有：舜“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这是用来计算物体的长短、容积、轻重的计量单位。

黄钟、累黍与度量衡


“度量衡”名称源自《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这个名称。如果把度量衡这个名词分开，就有度、量、衡三个量。


据史书称，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五个量；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辰、音律和度量衡协同起来；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测量工具，并以自己的身长和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的标准。


音律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用管子吹奏与鸟相近的声音，吸引和捕捉鸟类。后来，就用管定律。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黄帝命令乐官寻找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用来做音律管，又以音频稳定、声音优美的一种鸟的叫声定为基本律，当律管吹出来的声音与这种鸟的叫声相合时，就把这一基音定为黄钟之律，即古代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这个管子也叫黄钟管。


以此为基准，只要管子的口径不变，频率和管长就有确定的关系；管子长，声音就低。然而，如果管子尺寸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就难以得到可靠的音准。因为声音是看不见，抓不住，只能凭耳朵听，所以古人说：“音失之甚易，求之甚难”。


然而，在古代受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利用仪器设备来测定音频并将它记录下来，只能凭着有经验的乐师和音律学家用耳朵来分辨。当人们认识到能发出准确音高的黄钟律管，它的长度和内径是一定的，便用累黍的方法把律管的长度、管径固定下来，并且与度量衡三者相互校正。


因此就如《汉书·律历志》所说：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度量衡三者的标准都可溯源于黄钟。


《汉书·律历志》：“度，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


即以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定为九寸，并选用中等大小的黍子，横排九十粒为黄钟律管 之长，一百粒恰合一尺，律管的容积为容量单位一龠，合龠为合，十合为升，一龠之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使度量衡三者都建立在物理量的自然基准上，这种用数理统计和音频原理定长度单位的方法，是十分先进的。


所以，我们看到汉代的黄钟律管之长度为9寸；其容积为1龠；1龠中容1200粒黍，这些黍的重量为12铢，即半两。因而在一支律管上，就包含了汉代之度、量、衡三者的基本单元。律管就可以成为最基本的标准器。


按秬（ju）黍（shu）说（秬黍是谷物的一种），以黍量黄钟律管，其长90黍，即9寸；可容1200黍，即1龠（yue）；其重为12铢，即半两。以此而论，律由黍谷而来，这叫“造律以黍”。


根据《汉书·律历志上》，这支标准律管如果以大小适中且相等的黍子进行测量，其长度应该等于九十粒黍子并列的长度，官内应该正好容纳黍子一千二百粒。


由此制定出的度量衡标准恰好符合“黄钟律管”的形制，所以，确定音律的“黄钟律”对于制定“度量衡”异常重要！


因此，度量衡是以能吹奏出黄钟宫音的律管起源的。


黄钟律管的长度，即度制的起源；


黄钟律管的容积，即量制的起源；


黄钟律管的重量，即衡制的起源。


用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作为长度基准，其本质上与今天给一米定义——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行程的长度——其作用是相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对于测定“黄钟宫音”如此重要的原因了，由于律、度、量、衡这四者都取决于黄钟律管的音长，并且与天文历法结合起来，古代制定天文历法也就必须要懂音律了，这就是律历的来历！


这种用在一定条件下恒定的声速来定义的长度，虽然其稳定性和准确性比不上现代计量科学用光波波长定义的长度，然而在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即用声来定度，用律管来校正度量衡，却是极其伟大的成就！


注意，古人不但用各种方法来定度量衡这三个量，同时也将度量衡三者统一到黄钟律管这一件器物上来，也就是说用一根黄钟律管就可以作为度量衡三者的标准了。


度量衡中最重要的是“长度”，容积、重量都是以长度为基准测量出来的，所以，以何为度就是个大问题，这是度量衡标准的标准，一切度量衡标准都是以此而来的。






复现性好——自然物（累黍法）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也曾采用“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完全不同。秦国商鞅通过“平斗桶、权衡、丈尺”制定并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并亲自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全国各地。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其中的一件。


秦国还对一些单位进行了调整，如对亩的面积作了新的规定，《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 秦兼并六国后，以此商鞅制定并使用一百多年的标准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汉袭秦制，但这些标准只有实物，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记载。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进行了“托古改制”，这给他的故友同僚、著名文学家、天文学家和律历学家刘歆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王莽的支持下，他征集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乐律的学者百余人，考察历代度量衡制度，经过研究，形成了累黍之法。


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累黍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但它继承了秦时统一度量衡的成果，把其标准以文字形式传承了下来。


东汉、三国和两晋时期一直沿用了这样的度量衡标准，但由于战乱度量衡标准日趋混乱。为了“欲多取于民”，各代往往采用长尺、大斗、重秤，以获取更多的赋税。至隋统一北方时，尺度标准增长了25%，容量标准增长了200%，权衡标准增长了180%，可见当时北方外族统治者对汉族百姓盘剥之重。


《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


《淮南子》：“十二粟而当一分。”


《易纬通挂验》：“十马尾为一分。”


《说文》：“十发为程，十程为分。”


说法各异，然而都难以和当时的长度单位相合，唯《汉书·律历志》记载，横排一百粒黍为一尺之长。专家曾做过试验，用山西、北京等地产浅黄和深褐色黍子横排一百粒，约合23厘米，正是秦、汉一尺之长。


这种用数理统计法来求得平均值，也是合乎科学的。


隋朝建立后，以北周的标准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标准。尚在南朝传承的秦汉旧制退出历史舞台，刘歆所创立的累黍法标准也完全失传。


但是，在1500多年以后，明代的著名的律学家、音乐家，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根据文献记载，以山西省长治羊头山附近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为样本，成功地还原了累黍法，并通过实物证实了其准确性。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包括钢琴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满清康熙皇帝也曾亲自累黍定尺。由于清尺长、汉尺短，就把横排黍改为纵排黍，一百粒长32厘米，恰好正合清营造尺一尺之长，这是巧合吗？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对尺度标准的准确性上做了很多尝试，才会有了“累黍法”。

春秋战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诏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统一了度量衡。




在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


青铜器铭文里，有“金十寽”、“丝三寽”、“金十匀”等记载。“金”即铜，“寽”和“匀”是重量单位，说明当时已有计算重量的手段。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阳后，实力衰微，周天子名存而实亡，各诸侯国竭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再受周王室的控制。随着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出现了“布缕之征”、“粟米之征”。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诸侯国先后确立，由于政权的不统一，也必然造成度量衡的混乱和不统一，形成各国的度量衡量值不统一，度量衡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不一致。如楚国的1升合今220毫升，秦国的1升则合今200毫升，韩国的1升合今170毫升。


据文献记载，秦、齐、魏等国都曾先后提出要在其统治的地区内推行统一的度量衡。


但是仅秦国成效显著，而齐国则由于政权腐败等各种原因，不但没有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却正是由于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了。


《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与他的臣相晏婴谈话，晏婴说，你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太重了，人民怨声载道。而田氏对民众则私下采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深得民心。


晏婴建议齐景公应废除田氏私自订立的“家量”，以限制田氏的势力。景公置若罔闻。此后，田氏家族终于在公元前481年夺取了齐国的政权。楚国的白公胜和石乞也采用类似田氏的办法。


齐国的大夫田桓子极力收揽人心，在灾荒严重，路有饿殍时，常常出贷用大斗，收回用小斗，于是民众从公室逃往田氏的门下。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继为齐相，田乞死，子田常（即田成子）代立为相。


齐简公(公元前484—前481年)时，田成子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继续施行“大斗出贷，小斗收之”，以争取民众，壮大力量。到公元前481年，用武装夺取了姜姓政权。在这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一直利用度量衡作手段，最后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田氏立国后，旋即以其“家量”取代了姜姓齐国的“公量”。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私下谈论两国的政局，晏婴说：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齐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芑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齐国以“家量”取代“公量”的历史背景，并且具体历数了齐国容量单位制度分公量和家量。


公量：四升=一豆，四豆=一区，四区=一釜，十釜=一钟；


陈氏家量大于公量，即四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


出土的齐国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三个量器是齐国的家量。


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的称谓，“子禾子釜”当是田和立为诸侯之前所铸造的量器，时间在公元前404年～前385年之间。实测器的容量1釜合今20500毫升，那么“公量”一釜当合16400毫升。


“家量”比“公量”的量值增大了20%。由于家量把从豆到釜的四进位改成了五进位，这种量制便于计算，也有利于向十进位过渡。公元前386年，田太公（田和）终于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从而正式把“家量”改为齐国的量制，这前后经历了160多年。




楚国的白公胜曾经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管籥之信、关键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以此争取民心，聚集力量。


《淮南子·人间训》是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家里的仓库不用加锁。“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纳)”，争取民心，积聚力量。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内常常有“家量”和“公量”同时并用，各国之间制度的混乱和不统一就更不足为奇了。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国时期在一国之内，度量衡还可以有家量、公量之分，大斗、小称之用，士大夫阶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另设度量衡与诸侯王相抗衡。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已是名存实亡了。各诸侯国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外进行吞并战争，对内实行改革，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形成了一个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青铜器刻铭所见，秦国的重量单位是铢、两、斤、钧、石，魏国用镒、釿，东周用寽、■，中山国用石、刀等。容量单位虽多用升、斗，单位量值也不统一。


秦国的一升约合今200毫升，赵国合175毫升、韩国合169毫升，楚国合225毫升。然而，在战国后期，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频繁，又有着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


图 商周秦汉的部分度量衡文物——量

从春秋战国时期留存的实物来看，各国的度量衡无论从单位名称、器物形制、单位量值、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杨宽先生曾从许多种文献中摘录到各国计量俸禄的单位如：


卫国用“盆”，齐、魏等国用“钟”，楚国用“担”；


如容量单位除较为普遍使用的十进位的升斗斛制外，齐国则用豆、区(□□)、釜、钟制，魏国用益，燕国用、觳〔hu壶〕。


重量单位也很不统一，除铢、两、斤、石制外，魏国用釿〔jin斤〕、镒，东周用寽、冢，中山国用刀、石。


进位制也很复杂，除24铢为两，16两为斤，120斤为石外，东周的冢似以100进位为一寽，而中山国的刀，似以800进位为一石。


各国器物刻铭的重量单位虽然差异较大，但《国语》、《管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涉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量单位则多用斤、镒。


很可能各国虽保留着一些旧的单位制，但是为了便于交往，各国之间又有一个可供换算和比较统一的单位和量值标准，可见战国后期度量衡有着由混乱逐步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这也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中国古代的尺子与尺度


中国古代度量长度的尺。最早见于商代。传世商尺约合今16~17厘米。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骨尺和牙尺，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测长工具。尺面分、寸刻线都应用了十进位制，分别长16.95、15.78、15.8厘米，可作为商代一尺实际长度之参考。


图 【妇好墓出土玉矩尺形器】

东周铜尺，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铜尺与“商鞅量尺”互为佐证，全长23.1厘米，尺面无刻度，只在一侧刻十寸，第一寸处刻十一格，与实测商鞅铜方升所推算每尺长23.2厘米相接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洛阳金村东周墓中曾出土过一件铜尺，正背两面无刻度，仅在一侧刻十寸，据实测尺长23.1厘米。这件铜尺后被美国人福开森购得，福开森在他写的《得周尺记》中说：“其形如西域所出之木简，一端有孔，可以系绳，分寸刻于其侧，惟第—寸有分，其余寸无之，当五寸之处，并刻交午线。”此尺后被福开森赠给金陵大学保存。


汉尺出土较多，以种类分，有铜尺、象牙尺、石尺、木尺、骨尺、漆尺、鎏金刻花尺、铁尺等，甚至还有玉尺。出土的汉尺中，木尺数量最多，但大多数都残损不全。


汉承秦制，汉尺出土约60余支，长度一般在23～23.7厘米之间。西汉尺以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银铁尺为最精，长23.2厘米，正、背面各等分十寸，其中一边第三寸内为三等分，第五寸内为五等分，第七寸内为七等分，第九寸内为九等分。


东汉尺形制以几何纹、鸟兽纹为代表，以纹饰分割寸格。此外还有鎏金铜尺、彩绘骨尺、龙凤纹铜尺、竹尺、木尺等，其中竹、木尺多出于新疆、甘肃、广西等地。


1956年3月在长沙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铜尺，长23厘米；而1957年8月在长沙南门外东汉墓发现的铜尺，则长23.6厘米；1959年9月在浙江绍兴西南东汉古墓中又发现一把汉铜尺，只残留寸格五道，推算该尺长为24.08厘米。


可见同—朝代，尺寸的长度也有所不同。这期间尺的形制都比较简朴，多以线纹为分、寸刻度，以圆圈为尺星，很少刻有其他纹饰。


图 满城汉墓错金铁尺

西汉尺今出土有 8支，实测其长度均在23~23.6厘米之间，平均每尺长23.2厘米。新莽尺根据各方面材料综合分析，每尺长约23.1厘米。


流传至今的东汉尺甚多，仅出土的就有40余支，形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鸟兽纹铜尺，②几何纹铜尺，③以圆圈为尺星的骨、牙尺。实测东汉尺长度误差不大，除去因稍残而减短的几支外，其余均在23~24厘米之间，平均长23.4厘米。


东汉尺形制以几何纹、鸟兽纹为代表，以纹饰分割寸格。此外还有鎏金铜尺、彩绘骨尺、龙凤纹铜尺、竹尺、木尺等，其中竹、木尺多出于新疆、甘肃、广西等地。


现在人考证，秦汉时用的尺大约有23厘米，这样算，“元龙百尺楼”不过是23米左右，夸张得也不过分。


汉以后铜质尺明显减少，多被骨、木质尺代替。这期间尺的形制单一，不饰各种花纹，当是民间实用的器具，较之前代更多地注意到了分、寸刻线分度的准确。尺长略有增长，约在24~24.5厘米之间。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明清，也均有各类尺出土或传世，其长度则各个朝代稍有不同。尺背有的阴刻花纹，有的刻铭文，不尽相同。刻线讲究者，以金银镶嵌，或以漆画之，以刀阴刻是最普遍的。


魏、晋时期每尺长度增至24.5厘米。南北朝度量衡比较混乱，南朝基本上仍沿用秦汉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长，每尺长约25厘米，北朝每尺长29厘米。这期间尺的形制都比较简朴，多以线纹为分、寸刻度，以圆圈为尺星，很少刻有其他纹饰。


南北朝留存的尺甚少。根据李淳风《十五等尺》记载，可知南朝每尺约在24.5~25厘米之间；北朝尺度有较大的增长，后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不等。以所见南北朝时期实物互为佐证，可知南朝尺确短于北朝，尺长约25厘米，南朝后期则增长至30厘米以上。


西晋时已有乐律尺和日常用尺之分，律尺即苟勗所定，长23．1厘米，但官民日常用尺沿用魏时杜夔尺，约长24．2厘米。


两晋尺不仅尺度量值接近，而且形制也基本保持一致，如这一时期凡属骨（牙）质的尺，皆用同心圆表示寸格，这种以同心圆表示寸格的形制，最早见于东汉，三国两晋皆沿用。


这种以同心圆为尺量的格式，始见于东汉，盛行于两晋，延续至南北朝。


从尺度值分析，《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记：“晋后尺比晋前尺（即刘歆铜斛尺，合今24.5厘米）一尺六分二厘。”晋后尺是晋代官民用尺，经折算晋后尺合今24.5厘米。


目前所见两晋各种材质的尺，较为完整的仅计有若干支，其尺长在24.15-24.5厘米之间，均藏在各地博物馆（如亳州市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少数博物馆有藏），出现在收藏市场上的是凤毛麟角。


尺寸用十进制。

度量衡的大小制最明显地表现在尺度上。


东汉张衡制浑天仪之后，天文学上用的量天尺，标准持续1300余年，约合今24.5厘米。一般叫隋大尺，隋讨论决定统一全国后应用。


开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后，调音律、测圭影、称量药物常常感到不便，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又重制斛斗称度，下令恢复古制。至今仍藏于日本的一件隋代铜升，周缘有铭文：“大业三年五月十八日太府寺造司农司校。”容积为199.1立方厘米，是这一改制的证据。


然而当时因官民早已习用大制，“虽有此举，竟不能复古”（《古今图书集成》），大业改制并未能推广，而医药、天文、乐律学家们考虑到科学的承传性和改大制后换算上的不方便，于是仍用古制，从而形成了各自发展的两个系统，即度量衡的大、小制。


隋文帝统一度量衡时，下令用南朝小尺测日影，而用北朝的大尺作为官民日常用尺，形成了大、小两制双水分流之势。


隋代采用南朝已增长的度量衡量值作为统一的基础，尺长在29.5厘米。


隋统一度量衡尺长29.5厘米，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朝沿用了隋制，此后，宋、元、明、清各代也都用隋唐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减。


唐承隋制，每尺长约30厘米。唐朝宫廷常以镂刻十分精美的各种牙尺和木画紫檀尺赠送给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流传至今的以日本正仓院所藏红、绿、白拨镂牙尺为代表。一般铜、铁尺也都刻有各式花纹。民间日常所用木、竹尺，十分简陋，仅有刻寸的分度线，不用圆圈为尺星，与魏晋尺形制明显有别。


图 唐朝拨镂牙尺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拨镂鸟兽花卉纹象牙尺长30.25厘米，宽3厘米，厚0.55厘米。正反两面都以单线为栏，内以双线等分十格，每格为—寸唐尺合今尺0.3公尺，即每格3厘米。格内刻镂花、鸟等纹饰，格间和尺的周边细刻小朵海棠，精致绝伦。象牙尺两面刻镂纹样，竖式排列。正面单数方格内浅刻鸳鸯、麒麟、斑鸠、蜜蜂、花卉等纹样，均取写实方法；背面浅刻**、花卉、亭台建筑纹饰，线条活泼流畅，细如毫发，显示出唐代牙雕的高度艺术水平。


目前所见著录的唐代拨镂牙尺，多收藏在正仓院内，据《正仓院の宝物》记载，现藏牙尺共10支，其中北仓六支，拨镂红牙尺、拨镂绿牙尺和白牙尺各二支，另有四支拨镂红牙尺藏于中仓。据《本朝度量衡考》记载，旧慧日寺和法隆寺也曾藏有同类尺，可惜今已下落不明。日本国研究度量衡史的专家小泉袈裟胜先生在他所著《尺》一书中，对这类拨镂牙尺有一段叙述：


“尺上布满着拨镂得十分精美的花鸟图案，说它是使用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品。关于这类尺的来源也有各种说法，如旧藏法隆寺的拨镂尺，传说是圣德太子的遗物，但也有人认为是唐朝的礼仪用品，由日本遣唐使节带回来的。”


拨镂，唐代一种彩绘象牙雕刻技法。


《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五年（789年）正月诏书规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唐六典》卷二十二记载：“每年二月二日进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


图 日本正仓院藏红牙拨镂尺之一

据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唐代传世尺在日本正仓院藏有四件，日本嘉纳氏私藏有两件，共计六件。这六件当中，牙尺有五件，铜尺一件，没有木尺遗存。


六件当中，除了正仓院藏白牙尺有寸、分刻度外，其余皆以不同形式的刻花段落作为寸的计量，而无分的刻度。


白牙尺有可能作为标准计量器物，因为除了有寸、分刻度外，还专门刻画出半寸即五分的刻度。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福颐先生在《传世历代古尺图录》里，这样描述正仓院藏唐白牙尺的：“此尺原有一对，长短同，见东瀛珠光著录；乃彼国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当我国唐至德元年７５６年，其皇太后献于东大寺者；同时献尺六品，白牙尺二，红牙拨镂尺二，绿牙拨镂尺二。当皆是日本遣唐使节由中国带过去的。此尺长度和莽货布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当今公尺０．２９６。”


唐朝留存至今的各种尺近50支，以刻花铜尺和拨镂牙尺为主。刻花尺（包括木质和铁质）多为民间日常用尺，拨镂牙尺则是朝廷在中和节之时馈赠给大臣和各国使臣的礼品，工艺精湛，色彩艳丽。拨镂牙尺今日本藏有 6支。唐尺长度多在29~30厘米之间。


日人物观所著《度量衡考》中说：“开元钱……唐书明言径八分，以吾邦尺校之，亦八分，故知吾邦尺亦禀唐制也。”又西山武一、熊代幸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册所附的解释中说：“唐一尺，等于今日本一尺。”可见唐朝度量衡对日本国影响之深远。


唐朝文化对朝鲜也有一定的影响。据记载朝鲜尺度分黄钟尺、造礼尺、营造尺、布帛尺等，黄钟尺是受汉制的影响，造礼尺是唐小尺，营造尺和布帛尺是隋、唐大尺而被宋代沿用。


宋代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主要用来征收布帛之用，故又称为三司布帛尺，每尺长约31.6厘米。


近年来出土的宋尺约10余支，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福州新店浮仓山南宋淳佑三年（1243年）黄升墓出土的刻花漆木尺。木尺长28.3厘米，宽2.6厘米，厚1.25厘米，长度较宋代官尺30.72厘米略短。通体髹黑漆，尺面中分两半，一半分刻5格，每格一寸，阴刻犀角、银锭、散板、方胜、古钱、花卉等不同花纹；另一半无划格，仅阴刻牡丹一株，纹地填彩。两面形制类同，但5小格阴刻纹饰各异。


图 黄升墓出土的刻花漆木尺

此外，较知名的还有泉州湾宋代海船第十三舱出土的量天木尺，脱水后残长20.7厘米，宽2.3厘米，左半部无刻度。右半部长13厘米，有5个刻度，每刻度平均2.6厘米。该尺以十刻度计算，全长应为26厘米。


现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京孝卫街宋墓也曾出土过一支木尺，长31.4厘米，宽2.3厘米。各地出土的宋尺尺度相差甚多，经专家考证，多以31厘米为暂定之一尺标准。　　      


宋明清各代的度器近年来出土的宋尺约10余支，尺度相差甚多，经各家考证，均以31厘米为暂定之一尺标准。




尺，如王莽始建国尺、东汉建初尺、蜀草武弩机尺、魏正始弩机尺、正仓院唐尺、宋三司布帛尺等。


明清尺度大抵相同，明朝嘉靖牙尺长32厘米。


明代，据明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所记，明尺分为三种：


①钞尺，即裁衣尺，与宝钞纸外齐（长34厘米）；


②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长32厘米）；


③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六分(长32.6厘米)。传世的嘉靖牙尺,所刻线纹精密,每尺长32厘米，当是明朝官定的标准尺度。


近年，南京出土了一根颇具代表意义的明代木尺，经测量长度为31.3厘米，与明代工部颁行的尺的长度完全一致。该尺为扁长条形，木色黝黑，正面标有刻度，包括十分之—寸、二分之一寸和寸，全长十寸，在五寸的位置加刻“×”形符号以示突出。木尺背面有“魏家琴记”四字铭文，不知是使用者抑或是制造者的名字。


图 南京出土明代“魏家琴记”铭木尺

这把木尺应为明代造船工匠实际使用的工作尺，为我们了解明代的度量制度，尤其是深入探索郑和宝船的尺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清代用尺有三个标准，营造用尺与买卖用尺及布匹用尺各不相同。清高宗钦定权度尺长32.05厘米。


清代，营造尺长32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康熙御制”铭残牙尺，每寸合 3.2厘米，与紫金山天文台铜景表尺上的清营造尺长度完全一致。


清代的裁衣尺合1.1111营造尺，等于 35.5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牙雕裁衣尺，正面等分10寸，背面刻山水、人物、树木、屋宇，刻工极精。




现在市场上用的尺是一米的三分之一，即33.33厘米。

图 古“尺”字


尺是中国传统测量长度单位的工具，也是一个长度单位，约起源于中国殷代，是世界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长度工具和长度制度。我们生活中建屋量地，造物制衣，都离不开他。历朝历代对长度的制度不一，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尺制，我们按照古籍营造器物时，一定要参照时代尺制，特别是一些法器制作，多是用周尺制。


照行业区分又各有不同，比如裁缝用三元尺，箍桶业用鲁班尺，营造业用营造尺和鲁班尺等等长度各不相同。


除了官制尺制，还有工部尺，木工尺，鸳鸯尺，鲁班尺，玄女尺，紫白尺，阴阳尺，丁兰尺，律尺 等等。




长度 （注：30公厘折合1英尺）


时代每尺折合公厘(cm)备注


商16殷墟出土骨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16.93)


殷墟出土牙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5.78)


战国及秦23.2洛阳金村出土铜尺(23.1)


据商鞅方升推算（上海博物馆馆刊第1期151-152页）


西汉23.2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王妻窦绾出土错金铁尺(23.2)


1957年甘肃酒泉汉墓出土铜尺(23.1)


新莽23.1据新莽嘉量（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推算


东汉23.41956长沙雷家嘴东汉墓出土铜尺(23.39)


东汉晚期23.61959年掖县东汉晚期墓出土铜尺(23.6)


1954年合肥东汉晚期墓出土铜尺(23.75)


魏（三国）24.21972年甘肃嘉峪关三国魏墓出土骨尺二件(23.8)


魏正始五年东莞官弩机望山尺二寸(24.26)


魏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商功》：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24.18)


西晋24.21965年北京八宝山西晋王凌妻华芳墓出土骨尺(24.2)


1956年河南洛阳旧唐屯村西晋墓出土骨尺(24.3)


东晋24.5《隋书·律历志》：「晋后尺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24.48)


刘宋24.6据《隋书·律历志》


南朝梁24.7据《隋书·律历志》


前赵24.2据《隋书·律历志》


北魏28据《隋书·律历志》


东魏北齐30.2据《隋书·律历志》


北周29.6据《隋书·律历志》


隋29.6据《隋书·律历志》


唐30日本正仓院所藏唐尺26支，长度从29.4到31.7厘米，平均29.75厘米


1976年西安郭家滩78号唐墓出土尺(30.09)


宋31.21921年巨鹿故城出土北宋木矩尺(30.91)


1964年南京孝陵卫宋墓出土木尺(31.4)


(1)营造尺31.81956年山东梁山洪武年间沉船中出土骨尺(31.8)


嘉靖牙尺(32)


(2)量地尺32.7明朱载靖《律学新说》所绘宝源局量地铜尺


(3)裁衣尺341965年上海上塘湾明墓出土木尺(34.5)


(1)营造尺32康熙牙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32)


(2)量地尺34.5康熙户部尺(34.86)


(3)裁衣尺35.5清牙尺(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