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兹特克帝国的覆灭,是不是有点自作孽的感觉?

元、明、清时期的“赶蛮拓业”或“赶苗拓业”虽正史缺如，但在大量地方文献、宗族谱牒和明清墓碑中频繁出现“赶蛮”、“赶苗”的记载。彭水自明朝到清中，遗存有大量的文献古迹，无可辩驳地记载了这一时期“赶蛮（苗）拓业”的血腥史。
一、彭水地区“赶蛮”、“赶苗”的历史背景及基本概况
今渝黔湘鄂结合部的黔州（彭水）地区，是以郁山盐丹文化为内核的“黔中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民、土家的聚居区。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把这一区域称为“蛮夷之地”。彭水自治县境，春秧战国属巴，先秦时在巴、楚、秦反复征战中终归秦所有。从汉武帝建县到清代的1400余年历史长河中，这里始终在****政权的掌控中，曾是涪陵郡、黔州、黔中道、绍庆府（路）、黔彭军民厅等军政机构的治所地，成为这一区域近3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尽管如此，还是被统治者列入“蛮夷”之邦，打入另册。
以郁山为中心的彭水地区，有丰富的井盐、丹砂资源，又有乌江、郁江等水道运输之便，远古时期，各民族先民先后进入此区煮盐、练丹，发展水道运输，开发地方产业。进入这里的蚩尤、濮（卜）人、驩兜、廪君、宗人、僚人、蜒、盘瓠、九黎、蟾夷等苗族、土家族等先民创造了黔中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古代民族及其后裔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正直、勇敢和骠悍的民族特性，不畏强暴，敢于斗争。
据史志记载，自三国蜀汉延熙十一年（248）九月到清雍正十二年（1734），以彭水为中心的少数民族起义达30余次之多。声势之大，影响之巨，时间最长的要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涪陵蛮僚大起义”。汉末晋初，社会动荡。生活在今渝黔结合部的涪陵郡少数民族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在晋初举起义旗，于咸和三年（328）十月攻入今彭水县域，占领涪陵郡府。封建王朝多次派兵征讨，均无功而返，不得已于永和十二年（356）将涪陵郡迁治汉平县（今武隆县）。直到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置奉州，这块“地殁蛮僚”长达236年的土地才重新归入****版图。唐宋两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羁縻统治，今渝黔湘鄂桂结合部的黔州、黔中道地区四五十个羁縻州的人民得以修养生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仍然有数次少数民族大起义，甚至攻打、攻占黔州府。
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大元朝后，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彭水地区少数民族的地位更是十分低下。世祖忽必烈对南方少数实行血腥****。至元二十一年（1285）十一月，以黔州等6州“蛮僚叛服无常”为由，朝庭令四川行中书省派齐尔济苏、汪惟正率大军****，拉开了大规模“赶蛮”帷幕。但是，这里的少数民族并未屈服，于延佑七年（1320）四月又****了“洞蛮”起义，朝廷派重兵****，直到7年后的六月“四洞首”阿者等请降才算平定。阿者等被朝庭任命为“蛮夷”长官，开始了土司辖治。后来，这些土司长官为朝廷所用，到元末，红巾军在至正十八年（1358）攻陷设在彭水的绍庆府城，朝廷就派龙泉土官张瑞隆、思州土官田仁厚率土兵夺四府城。

明朝仍然实行“赶蛮拓业”，其间彭水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成化二年（1466）六月和嘉靖九年（1530）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均遭到了统治的残酷****。经过元朝“赶蛮”、元末内乱和明中“赶蛮”后，此区人口大减。彭水县鹿角、苦竹两镇都无一居民。据历史资料记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彭水、黔江2县有3944户、15189人，彭水当在2万户左右。到明天顺初年（1457）时，彭水县就仅有880户了。当时的四川全境与彭水的情况大致相同，朝廷便采用了大量移民入川的办法。据不完全统计，成化到万历年间，外迁入彭的就有16家。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使彭水等县人口有所回升，到万历时彭水县有能力承担赋役的男子就达到2966人。
明末清初，社会极为动荡，张献忠起义队伍两次入彭攻占郁山镇。嘉庆十三年至十九年（1674—1680），吴三桂叛清部属又两次攻占彭水县城。与此同时，湖北利川的忠路、沙溪、唐崖土司，咸丰的大旺土司和酉阳土司连年举兵入县，占镇攻城，杀人掠货。清****一方面派兵****，一方面派官员“化肃土民”，大量招民垦荒。在雍正九年（1731）还置黔彭军民厅，强暴推行改土归流，大肆屠杀少数民族，造成十室九空。同时，又强制迁入大量汉族人民充实此区，劝民农桑。后外逃居民又以移民身份返回故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人口才得以不断增长。仅彭水县而言，嘉庆十九年（1814）有24295户、82797丁口，道光八年（1828）上升到53764户，242802丁口。
二、“赶蛮（苗）拓业”的重要历史遗迹
长达数百年的“赶蛮”与“反赶蛮”的斗争留下的许多历史印迹，在历史的岁月中大多灰飞湮灭。有幸的是彭水还保留下了几出弥足珍贵的历史遗迹，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赶“蛮”据点——采芹城 采芹城位于长滩乡采芹村，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突兀而起，如熊蹲虎距，雄伟险峻。明初封建王朝横征暴敛，彭水苗民不堪重负，遂起义攻占县城。为此，明王朝派遣凉国公蓝玉率师前来****，却久攻不下。洪武十二年（1387），蓝玉退师于此，见其有屯兵之利，便督促官兵、民众运石筑城，以期威镇苗乡。后蓝玉以此为据点，夺回彭水县城。从此采芹城便成为
官兵守备要塞。清顺治四年（1647）清兵入县境，明朝总兵邓甲领兵驻此抗拒，直到顺治十七病死，第二年彭水全境才入清朝版图。现残存围墙及城门可考。
苗民斗争堡垒——南望山 南望山，又名蛮王山、苗王山、南苑山。《读史方舆纪要》称为歌罗山，“系蛮部为乱之据点”。位于保家镇堂房村，主峰海拔1285米，纵横10余公里，围40公里。南临郁江，东南滨普子河，拔地而起，环山皆峭壁悬崖，仅有大箐垭、板凳岩及大小岩口4路可登。山顶腹地广阔，岗峦起伏，沟岔相接，地形复杂。明代中叶以后，明王朝多次派兵入县境及周边地区赶蛮，实行血腥屠杀。当地苗民被迫放弃世代经营的郁江河沿岸肥田沃土，退至此山，凭险据守。官兵攻而不下，只得在今保家楼筑寨扼困此山。因守山上的首领称“蛮王”，此山即称蛮王山，现还有老者又称为苗王山。山上苗王的皇城、跑马道、插旗杆的地方（桅杆丘）遣迹尤存，苗民抗敌的千口石寨、龙神坳战壕尚在。当地老百姓还相传，北周保定四年（564）“以地内附”的涪陵“蛮帅”田思鹤生葬均在此山。清光绪年间，在山上东南的木洞坝曾掘出“蛮王墓”1座，内设机关，掘开时有暗器射出，棺内有玉带、紫袍及陶佣等物。1965年冬，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 家潘光旦教授来彭时，也疑其为田思鹤之墓，并认为周、隋前的涪陵蛮王墓葬亦当在此山。到清朝时，从顺治十六年（1659）到康熙年间，清王朝先后派遣陈、黄、冉、赵4员总兵，率师大举征伐川、黔地区“蛮僚”。总兵黄道于曾带兵沿郁江一线仰攻南王山。山上苗民先以巨型草鞋和仿造大型人粪便以迷惑官兵，使其不敢贸然进攻；再乘风高月黑之夜，在上千只山羊的头上挂灯、尾系鞭炮，点燃后，吹响牛角，苗兵将其赶下山去，一起冲进官兵营阵。黄总兵所部节节败退。他自己却被毒蛇咬伤而暴病身亡，弃葬三斗地，今遗冢和墓碑还在。随后，清军调集大军围剿，攻上山顶，山中苗民几被残杀殆尽，幸存者北出龙神坳外逃他乡。战后，清****移民居此，并设堂房以备其乱。

渝东南“改土归流”中心——黔彭军民厅 清雍正朝鉴于彭水周边地区土司拥兵作乱，地广人稀，政令难达的现状，决定推行“改土归流”。雍正九年（1731），四川省承宣布政使司在彭水设置黔彭军民厅，统辖黔江、彭水两县军政事务。先建厅所于联合乡三门村堡上，次年迁建郁山镇南京街田坝。占地7700平方米，其中荷花池约900平方米，四周环以石墙。建筑物主要有八字形厅大门、厅署、武官游击署、牢房等。主要设厅长及吏役、游击武官及2000旗兵等。雍正十一年首任厅官耿寿平到任，次年冬耿卸任，李辉典接任。雍正十二年，罢酉阳土司，酉阳、秀山两县隶属厅管辖，第二年建四川省酉阳直隶州，统管酉、秀、黔、彭4县，黔彭军民厅废置。厅设期间主要做了4项工作：一是强化统治机器。废除原来的土司和土官，县级主要官员一律改用朝庭任命的外省籍流官充任；调整乡（里）区域，建立地方政权****，改变“长期管不着”现象。二是赶杀不服驯化的土家、苗民，强化清室统治。耿寿平心狠手毒，动辄滥施刑罚，相传他一天打人曾打断过20块楠竹板子，人称“耿板子”。在他的带动下，官兵更是滥杀无辜，尤其是对少数民族非杀即赶，造成十室九空。三是强制移民，协调人口分布。朝廷将人口稠密的江西、湖广等地区富余人口，强行迁移到四川等人口稀少的地区****。迁入酉、秀、黔、彭各县的外来移民，用绳索连动捆绑后，派旗兵押送到军民厅，再发配到各个地方。因途中解便时才能被一个一个地解开绳索，至今人们还习惯称解大小便为“解大手”和“解小手”。四是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军民厅2000名旗兵，除三四百人屯垦于走马、郁山一带官田外，其余分为团、营、哨等编制下驻于各县乡村，维护和督导生产，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黔彭军民厅废置后，衙门无人看管。乾隆中，郁山巡盐司将它售予当地盐商游正兴作民房。嘉庆初，游氏举家迁回陕西原籍时，转卖给支诗涵。民国时，彭水盐场征用修作场署。解放后先后划规制盐公司和郁山职中，现原有建筑物大多不存，仅遗迹可见蛛丝马迹。
· 三、官宦族谱和墓碑中的“赶蛮拓业”
彭水境内各宗族谱牒和明清墓碑中大量记载了有关“赶蛮”或“赶苗”和“拓业”的内容。现摘抄部分如下，以窥其一斑。
张恢、张焕 西安府咸宁县椒子村滥田弯人。恢为宋进士，任武功大夫、兵部郎中，夔州路兵马铃辖。归元后为行军副万户，亚中大夫。因黔南36洞，99寨兰赖等反叛，奉命率子焕及冉家政、安世辉等部入黔征剿。班师回京，路经彭水时病逝，葬于大浩坝（今保家镇桂花村白溪口南）。其子焕，任思南宣慰司同知，死后仍葬大浩坝。二人墓碑均记有赶“蛮”事迹。
窦桂年 江西豫章（南昌）人，因征明玉珍有功，授千总。元末到彭水，任东邑路把总、里长，在今窦家坝（桑柘镇）落业。
王元壁 永乐初年为副将，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入桐木溪（桐楼乡）落业，墓在诸佛乡治安村堰塘坝。生介、八、仙、过、海等10子。长子介亦为副将，在保家菱角嘴建有将军府，死葬其地。有遗物盔甲重40余公斤，大刀重60公斤，解放前存于洞口坝王氏祠堂，后毁。
向万贵 麻城孝感人，副总兵。景泰年间（1450—1456）协镇思南府，家于务川下五里茅天口，率葬插旗垭（武隆县浩口）附近。第四子济迁润溪乡土龙桥。
段林泉 万历二年（1574）为先锋，随牟将军“赶苗”来彭水。后从山西昔阳县迁来，落业于郁山状元堡花厅。
赵辅忠 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后为总兵，来彭水征“蛮”，后落业于红石岭（平安乡赵家坝）。其子龙镇武隆、凤伐黔州、彪讨桑柘、麒控茶园、麟征广元、羯居红石岭。
龚绍宇 崇祯八年（1635）授涪陵鹤游坪州佐。后值张献忠起义，避居彭水，死葬城南沙沱。

黄显吾 川湖总兵，明末来彭水“赶苗”。葬平安乡大坟岭。
陈总兵 明代来彭水“赶苗”。葬平安乡陈家坝（冉水村）。
冉茂胤 明代总兵，来彭水“赶苗”。葬平安乡柏木园（楼房村）。
刘 滚 江西新喻杏花村人。康熙十三年（1674）率兵入川平吴三桂叛乱，被围于黔江****坝，侄刘应启率兵救援。后定居牟牙寨（今龙溪乡桇榔村）。
龙天贵、龙天德 吴三桂部属。康熙十三来彭水驻防。天贵定居县城小北门，天德定居观音溪（长滩乡观音村）
钱 平 甘肃临夏人。乾隆七年（1742）为黔彭千总，驻防统境关，后定居汉葭镇。
四、民间关于躲避官兵追杀的记载
彭水县关于明、清“赶蛮（苗）拓业”的民间传说不少，但见诸文字记载的并不多。但在下面这些片断中，仍可见“赶蛮（苗）”官兵的凶残和幸存者的不易。
庹姓苗民二磴岩残存 二磴岩在桑柘镇和诸佛乡交界的红岩的半山腰上，离地约300米高。明代洪武年间，有个名叫“长脚佬”的苗族首领，不堪官府压迫，带领苗民占领了涪州（今涪陵）。后被明朝大军打败，残部溯乌江而上到达洪渡对面的周家寨一带喘息，却夜遭官军突袭，混战中双方损失惨重。他见寡不敌众，便带领幸存的兄弟杀开一条血路，向北部崇山中躲藏。后来，他们攀上二磴岩，总算摆脱了官兵的追捕。从此隐姓埋名，潜居险岩。“长脚佬”改名庹中朝，并编造逃荒活命的故事隐瞒真情。其他弟兄也随称庹姓子弟，一起开荒种地，繁衍后代，生活惭至富足。不料，此段隐情被当地夏三探得，这个游手好闲之徒，意欲侵吞庹姓财产，便向官府告密。官兵星夜出兵，团团围住庹姓村庄。庹中朝怒不可遏，挥舞佩刀杀向敌阵。官兵将他紧紧包围，却不敢近身。于是官兵扬言他再不投降便屠尽全村。庹中朝为保众邻，弃刀就擒，终被斩首。村民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二磴岩神仙岩下，捉夏三以祭灵前。以后，每逢年节忌日，庹姓苗家兄弟都前来祭奠，至今不绝。
朱、陶、彭三姓苗民避难朱三洞 朱三洞位于龙射镇东北部，距南望山约3公里。在小河右岸的峭壁上，由天洞、干洞和水洞上下重叠而成。天洞离地高200米，下约60米处为干洞，再下100米是水洞。干洞干燥平滑，阳光可深透200米许，空旷处可并行10辆大汽车，可供千百人游乐。天洞伏流沿其内壁下流，但闻其声，不见其形，冬暖夏冷，堪称佳境。因地处凶山恶水间，人迹罕到。清雍正十一年（1734），旗兵血流山乡。居住在大地、沱田、小河一带的朱、陶、彭三姓苗民，携带粮草藏进干洞，躲避清兵屠杀。俟血雨腥风散尽，他们才从洞中出来，谎称是湖广、江西移民，分别居住在担子峡、梁家沟和荣木头等地，1982年才恢复本来族属成份。洞内至今尚有他们当年石垒房屋遗存，洞壁上当年所刻各姓字样仍清晰可辩。

肖、余、汪、汤、易姓苗民大石笋下余生 大石笋位于润溪乡九重岩侧的芙蓉江右岸，高200米，围圆150米左右，为芙蓉江著名景观之一。其底座多缝隙，表面长满无名草木，全遮本来面目。清雍正十二年（1734），赶苗蛮的官兵大队人马从靛水、文武杀向洋水桥，当地苗民闻讯四处躲藏。居住在五里垭一带的肖、余、汪、汤、易等姓苗民，曾到过大石笋，知道那里可以藏人，便亡命向山里奔逃，纷纷潜到大石笋下活命。有一易姓男子在逃亡途中躲避不及，便倒在死难苗胞尸体中佯装死尸，并拖一具尸体盖在自己身上。当时，清军以死人耳朵记战功。打扫战场时，易性男子咬紧牙关忍住割耳之痛，才幸免于死。等到官兵撤退后，他们才出来谎称移民，定居在龙洋、润溪、三会等地，继续生息繁衍。故当地至今流传“肖、余、汪、汤、易割耳，是杀不尽的残苗”这句话。
张姓土家险藏张家洞逃生 张家洞位于鹿鸣乡张家山，石洞生于高数十丈的刀斩峭壁上。陈、黄、冉、赵四大总兵领兵赶蛮时，当地土人头领张长率领土家百姓，在乌江边阻击官兵上山。终因寡不敌众，一直退到张家山一带。本来土家百姓就已经死的死、伤的伤，早已溃不成军。官兵却张开大网，恶狠狠地杀向张家山。张长等人被逼到大石壁下，见无路可逃，便领着众人躲进半壁上的那个山洞。这个山洞原来供有不少菩萨，香火还算旺盛，可就是无法让人藏身。眼见天色已晚，官兵正举着火把上山，张长便急中生智，悄悄吩咐大家赶快找地方坐下伪装菩萨，不许出声。于是众人便按计化装成各形菩萨。不一会儿，官兵举着火把进洞搜找逃跑的土民，不见生人，却见满地的菩萨。一官兵突然看见一小孩伪装的菩萨，便唤同行官兵前去观望。这一下，吓得周围的土民全身发抖，小孩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官兵们一看，以为是得罪神灵，连菩萨都在发怒了，十分害怕起来，便不顾死活地拼命往外跑，不少人被挤下悬崖做了冤死鬼。从此，官兵再也不敢前去搜洞，只得退兵返回。张长领着幸存百姓，谎称移民，下山安居乐业。为了记住此洞的救命之恩，就把它命名为张家洞，年年祭祀，代代相传至今。

在赶苗拓业的残酷逼迫下，有的苗族不愿离开故土，就造出了一种用大石块镶嵌成石屋状的坟将自己埋进去，或者是为着避人耳目。这种生机坟是个长方体，由大石块砌成，里面有较大的空间，现在有人把头探进去看过，死者的骨头没有泥土掩埋，里面还有油灯、土碗、谷米。

不侵略，960万国土哪来的？

阿兹特克人的对外战争有两种目的


首先阿兹特克帝国是武士阶层主导的政权，君主是武士阶层的代言人。托尔特克统治时代，关于美洲豹神与羽蛇神的战争恐怕就是反应的祭司阶级和武士阶级额的斗争，并驱逐祭司阶级的取得了统治权。武士阶层就是靠战争获取财富和政治利益，所以必然会渴望更多的战争。阿兹特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手段，而且也通过宗教信仰结合，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对于社会的控制。


另外一点就是，阿兹特克的对外战争是保证财政收入的手段。中美地区因为缺少大型驮畜，而且大量的雨林地区阻隔交通，因此国家一旦扩大，行政效率会十分低下，阿兹特克无法像旧大陆的国家或安第斯文明一样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只能是让边缘的部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由当地政府自治，同时收取税收和贡品。我们看一些研究资料会发现阿兹特克的核心统治区并不是很大，大部分地区都是半独立的臣服部落，很多地区只留守一些税收的官员。但是因为地域的阻隔，阿兹特克必须拿出一个有效的手段避免当地部族叛乱和抗税。因为阿兹特克本身武士阶级政权的特性，他们一直都采用的是军事威慑力来威胁那些远方地区，利用远方部落对阿兹特克军事力量的恐惧来保证税收，而塑造军事威慑力必然的就是不断地对外战争。在这种体制下，必然会累计这些半独立部落的不满，因此在西班牙人到来后这种体质长期累积的矛盾彻底迸发。


整体来说，阿兹特克的对外战争是长期文化积淀以及本身国家形态和自然地理限制的共同结果，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看作是对外侵略的战争，阿兹特克的战争实际上维持国家运作的一种机制，只不过这种机制在外来力量的干涉下迅速崩溃了

事实上人家一直在扩张当中

南美发明不了铁器注定的结果。